“弗劳德病”_科学主义史学的理性缺失_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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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1期史学史研究No．1，2023总189期JOURNALOFHISTORIOGRAPHYSerialNo．189“弗劳德病”:科学主义史学的理性缺失李勇(淮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安徽淮北235000)［摘要］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在《史学导论》里，依据弗里曼的观点和费希尔提供的材料，提出“弗劳德病”一词。这一术语随着《史学导论》被译成不同语言而世人皆知。表面上弗里曼以弗劳德史著“不确实”为由猛烈抨击之，从学术理念上代表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主张;实际上还代表了学术观念之外的与弗劳德政见、宗教观念不同的人们发声，另外多少又体现了他想扳倒潜在的学术对手的愿景。弗里曼批评弗劳德未免以偏概全;朗格诺瓦、瑟诺博斯未对费希尔批评弗劳德之词做出鉴定，就贸然吸纳其错误的举例，同时舍去对自己观点不利的说法，这些都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关键词］“弗劳德病”弗里曼《史学导论》浪漫主义科学主义［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332(2023)01-0081-08弗劳德(JamesAnthonyFroude，1818－1894)，英国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的得意弟子，1892年接替弗里曼(EdwardAugustusFreeman)任牛津大学钦定教授。其历史著作有《从沃尔什倒台到伊丽莎白去世的英国史》(HistoryofEnglandfromtheFallofWolseytotheDeathofElizabeth)、《18世纪爱尔兰的英国人》(TheEnglishinIrelandintheEighteenthCentury)、《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TheEnglishintheWestIndies)、《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等。学术史上，其名被冠于治学粗心之现象，即所谓“弗劳德病”(”Froude’sDisease”)，对他而言这是一桩不幸也是不公的事件。学界已探讨弗劳德与卡莱尔的关系，①他与弗里曼之间就英国史撰写所发生的争执，②“弗劳德病”一词对弗劳德构成的伤害，③以及科学主义史学对这一事件出台所发生的效用，④解决了一些与本课题相关的重要问题。然而，还有其它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例如，“弗劳德病”一词出台及其在欧美和中国衍义的大致脉络是什么，弗里曼与弗劳德之争的原因有哪些，如何看待弗里曼等人的这种污损同行的行为等，就需要加以深入而细致的讨论。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展开探究，敬请方家教正。［收稿日期］2022－12－16［作者简介］李勇，淮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项目编号:19ZDA235)阶段性成果。①WaldoHilaryDunn，FroudeandCarlyle:AStudyoftheFroudeandCarlyleControversy，NewYork:Longman，1930．②PaulHerbert，TheLifeofFroude，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1905．③AndrewFish，“TheReputationofJamesAnthonyFroude”，PacificHistoricalReview，Vol．1，No．2，Jun．，1932，pp．179－192．④IanHesketh，TheScienceofHistoryinVictorianBritain:MakingthePastSpeak，London:Pickering＆Chatto，2011．81

1“弗劳德病”:科学主义史学的理性缺失一、术语“弗劳德病”的形成和衍义自1856年弗劳德出版《从沃尔什倒台到伊丽莎白去世的英国史》前两卷，到1870年12卷本全部面世，乃至1888年出版《西印度群岛上的英国人》，这一时期，《爱丁堡评论》(EdinburghReview)、《评论季刊》(QuarterlyReview)、《绅士杂志》(Gentleman’sMagazine)、《威斯敏斯特评论》(TheWestminsterReview)、《双周论坛》(FortnightlyReview)、《不列颠北方评论》(NorthBritishReview)、《当代评论》(ContemporaryReview)、《麦克米兰杂志》(Macmillan’sMagazine)、《黑森林杂志》(Blackwood’sMagazine)、《雅典娜》(Atheneum)等，都发表过关于弗劳德历史著作的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中，既有赞歌又有微词;饶有意味的是，这些评论本身在经济主张、政治观点、道德观念、宗教倾向等方面，就互为轩轾，甚至在弗劳德的历史著作使用材料问题上都见仁见智。①按理说，弗劳德出版史著，学界或褒或贬，再有弗劳德回应，作出辩解乃至反驳，这些原本都是史学生态中最正常不过的争鸣现象。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却始终盯着弗劳德著作中的所谓“不确切”不放，并将其污名化。这个人就是弗里曼。弗里曼乃弗劳德同时代的英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也是英国史。1867－1876年出版《诺曼征服史》(HistoryoftheNormanConquest)，1884年接替斯塔布斯(WilliamStubbs)任牛津大学钦定教授。从1864年直至1892年他去世，弗里曼对弗劳德及其著作一直口诛笔伐。他对弗劳德穷追猛打，言辞激烈，自称“痛打弗劳德”(”BelabouringFroude”)，②这里略举几例，以见其情。弗里曼评论弗劳德说:“其观念是恶劣的，其观念的实施也是恶劣的。通篇漏洞百出，无法弥补，一无是处。”③又道:“反对弗劳德著作的主要理由是，其任一标题下乃至全书中，充满瑕疵。那些瑕疵就是对事实的完全粗心和辨别正误的完全无能……对英国法律令人震惊的无知……对于英国早期历史和世界通史同样是令人震惊的无知。”④还曰:“我没有说弗劳德先生肆意错误描述某事情;是说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相，或者如何去寻找真相。这部书不尊重真相，而真相才是应该写的。我坚持认为，说它不是‘一部诚实的书’，这还是公正的。”⑤有西方学者回顾这段弗里曼批评弗劳德的历史，曾生动地描述弗里曼的状态为:“他极度凶残地剖析弗劳德，不厌其烦，年复一年……他暴跳如雷，捶胸顿足，吹胡子瞪眼睛，义愤填膺。”⑥事实上，尽管弗里曼极其粗暴地对待弗劳德，并给世人造成弗劳德不确实、不诚实的印象，然而他并未从一般意义上弄出“弗劳德病”这个污名来。明确提出术语“弗劳德病”者，是法国学者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Langlois)和瑟诺博斯(CharlesSeignobos)。1897年，他们出版《史学导论》(Introductionauxétudeshistoriques)，国内或汉译成《史学原论》。此书第二编第五章《考证与考证学家》，明确提出“不确切之病”(maladiedeI’inexactitude)和“弗劳德病”(maladiedeFroude)这两个义同名殊之术语。⑦从书中内容来看，朗、瑟二氏的“弗劳德病”的概括，一定受到弗里曼和费希尔(HerbertA．L．Fisher)的影响。书中论史学观念和方法不止一次提到弗里曼，而弗里曼曾“作为‘科学’学派史学家的声望，诱导许多人接受这①Aboutthose，cansee“TheReputationofJamesAnthonyFroude”byAndrewFish，PacificHistoricalReview，Vol．1，No．2，Jun．，1932，179－192．②PaulHerbert，TheLifeofFroude，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1905，p．151．③From“TheReputationofJamesAnthonyFroude”byAndrewFish，PacificHistoricalReview，Vol．1，No．2，Jun．，1932，p．185．④From“TheReputationofJamesAnthonyFroude”byAndrewFish，PacificHistoricalReview，Vol．1，No．2，Jun．，1932，p．185．⑤From“TheReputationofJamesAnthonyFroude”byAndrewFish，PacificHistoricalReview，Vol．1，No．2，Jun．，1932，p．186．⑥From“TheReputationofJamesAnthonyFroude”byAndrewFish，PacificHistoricalReview，Vol．1，No．2，Jun．，1932，p．185．ie⑦Char．V．Langlois，Char．Seignobos，Introductionauxétudeshistoriques，librairieHachetteEtC，1898，pp．101－103．82

2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种荒唐。他几乎无休止的重复就是要建立一个要义，那就是弗劳德永远也不讲真相。”①可以想见，作为英国科学主义史学派的代表、牛津大学钦定教授的弗里曼，其批评弗劳德的言论，同时代的两位法国学者在撰写史学理论与方法著作时不会不关注。至于费希尔的影响，可以从《史学导论》说明“弗劳德病”所举的例子推导出来。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列举弗劳德1886年出版的《海洋之国即或英国及其殖民地》(Oceana，or，EnglandandHerColonies)中论述阿德莱德(Adelaide)为例，说弗劳德的叙述与实际不符。这个例子来自费希尔。费希尔也是科学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供职于牛津大学，弗劳德去世后，他在1894年12月的《双周论坛》上发表《近代史学家及其方法》(”ModernHistoriansandTheirMethods”)，宣扬史学的科学主义理念，把弗里曼和弗劳德加以对比，认为弗里曼还不是最为地道的科学主义史学家，而弗劳德绝对不是科学主义史学家。他征引弗劳德《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和《海洋之国即或英国及其殖民地》中的不确切，其中就有弗劳德在后一书中关于阿德莱德的“错误”叙述。②在费希尔看来，“弗劳德在论说上注定不能取得任何进展，而这种论说是不会被错误摧毁的”，这里有个潜台词，那就是弗劳德的书中错误严重。可是，他仍然认为弗劳德是“差不多40年来英国史学最权威者之一”。③由此可见，费希尔对弗劳德褒贬兼有，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并未全面吸纳费希尔的说法，而是选取费希尔举出弗劳德叙述阿德莱德有误的例子，结合弗里曼的弗劳德不确实、不诚实的观点，在《史学导论》中转化出“弗劳德病”来。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的《史学导论》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这里仅以英译和汉译为例，一斑窥豹，认识“弗劳德病”一词衍义的大致情况。1898年，伯利(G．G．Berry)就把此书译成英文，亦名《史学导论》(IntroductiontotheStudyofHistory)。他译“maladiedeI’inexactitude”成“Chronicinaccuracy”，④义为“不确切的慢性病”或者“不确切的不治之症”，结果是“不确切”程度加深了，但是基本含义未变。他又译“maladiedeFroude”为“Froude’sDisease”，⑤含义未有任何变化。在伯利英译本影响下，英语世界普遍接受这一说法，以至于美国教会大学皮特·古尔德(PeterGuilday)指出:把历史研究的粗心大意说成“法国人称之为‘弗劳德病’。”⑥甚至到了1994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格拉夫顿(AnthonyGrafton)写《脚注:从德·图到兰克》(”TheFootnotefromDeThoutoRanke”)，还把史著中容易识别的错误习惯地称为“弗劳德病”。⑦可以说，弗里曼是损害弗劳德的始作俑者，也是最为强烈者、最为执着者;而费希尔褒贬兼有，其所举之例被利用为攻击弗劳德的弹药;朗格诺瓦、瑟诺博斯是最后的宣判者和行刑者。需要说明的是，著名史学史家汤普森(JamesWestfallThompson)，其《历史著作史》(AHistoryofHistoricalWriting)有“弗劳德疏忽”(theblundersofFroude)的提法，意思是弗劳德在历史著作中因粗心造成的错误，而把这种错误方式或现象名为“弗劳德疏忽”，把这种做学术的倾向写成“Froudacity”。⑧这个“Froudacity”可以译成“弗劳德倾向”。这是“弗劳德病”在英文世界的一个变①From“TheReputationofJamesAnthonyFroude”byAndrewFish，PacificHistoricalReview，Vol．1，No．2，Jun．，1932，p．188．②HerbertA．Fisher，“ModernHistoriansandTheirMethods”，FortnightlyReview，LⅩⅡ，Dec．，1894，pp．803－816．③From“TheReputationofJamesAnthonyFroude”byAndrewFish，PacificHistoricalReview，Vol．1，No．2，Jun．，1932，p．189．④Ch．V．Langlois，Ch．Seignobos，IntroductiontotheStudyofHistory，translatedbyG．G．Berry，NewYork:Duckworth＆Co．，1899，p．125．⑤Ch．V．Langlois，Ch．Seignobos，IntroductiontotheStudyofHistory，translatedbyG．G．Berry，NewYork:Duckworth＆Co．，1899，pp．125－126．，⑥PeterGuilday，“ArthurO＇Leary”，TheCatholicHistoricalReview，Jan．，1924，Vol．9，No．4，p．539．⑦AnthonyGrafton，”TheFootnotefromDeThoutoRanke”，HistoryandTheory，Dec．，1994，Vol．33，No．4，ThemeIssue33:ProofandPersuasioninHistory，p．60．⑧JamesWestfallThompson，AHistoryofHistoricalWriting，Vol．Ⅱ，NewYork:theMacmillanCompany，1942，p．306．83

3“弗劳德病”:科学主义史学的理性缺失相说法。汉语文献中，李思纯以法文本为底本，参考英译本，把朗格诺瓦、瑟诺博斯的著作译为《史学原论》，把“maladiedeI’inexactitude”译为“不确实之病”，将“maladiedeFroude”译作“Froude氏之病”。①译者未用英译之义，而是直取法文原意。而孙秉莹、谢德风翻译汤普森《历史著作史》，把“theblundersofFroude”译为“夫劳德说过的一些错话”;而把“Froudacity”意译成“夫劳德式的鲁莽”，②这就变成是“theblundersofFroude”的直译。孙秉莹、谢德风的译法，被当代研究西方史学的中国学者所采用，或称”弗劳德式的鲁莽”③，或把”弗劳德式的鲁莽”和“弗劳德病“并称。④可见，当代中国研究西方史学史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兼取朗、瑟二氏最初的含义和后来汤普森的变相之义，但是本质含义未曾有变。二、“弗劳德病”一词背后复杂的学术与社会因素“弗劳德病”一词的出笼，表面上始于弗里曼和弗劳德之间的个人之争，实际上反映了西方近代以来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包括浪漫主义之争。争执的结果是英、法科学主义派史学家，具体说是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弗里曼、费希尔集体毁灭了英国浪漫主义史学家弗劳德的名声。弗劳德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史学家，继承了其导师卡莱尔的衣钵，其史著充满激情、狂热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古奇(G．P．Gooch)在《19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HistoryandHistoriansintheNineteenthCentury)里，把他列在卡莱尔之后，对其浪漫主义文学手法评论道:他“天生就是小说家，以最为简朴的手段产生效果。读其书那种感受，用航行来比喻，犹如一叶扁舟轻松驶过那晶莹的水面，令人心旷神怡。还没有哪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具有这样简易、流畅和清澈的笔调。”⑤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把他列在麦考莱(ThomasBabingtonMacaulay)和卡莱尔之后，并称他们是“英国3位伟大的文学家兼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根本上就是文学作品。”⑥他论弗劳德史著中的浪漫主义说:“弗劳德是一位文学艺术家，而不是主张科学主义史学的人。他的著作带有偏见，犹如一位辩护师。……其书中的人物经其文艺魔力而个性化，变得有人情味与合乎情理，而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圣徒和魔鬼。”⑦中国的西方史学著作和教材一般都把他列入浪漫主义史学家，恕不赘述。不幸的是，弗劳德声名鹊起的时代，正是西方史学专业化、学科化时期。这一时期，受自然科学影响，西方史学中科学主义史学派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浪漫主义史学的这种文学倾向非常不屑。西方科学主义史学是很难用一两句话进行高度概括的。不过，从19世纪博兴到20世纪达到顶峰，可分成三大支派，即史料搜求派、规律探求派和定量分析派，其方法特征或可比喻为“剪刀加浆糊”“鸽子笼”和“计算机加数理模型”。科学主义史学偏重史料的搜求与考证，归纳历史发展的共性，进行精准的数量分析，一言以蔽之，是按照笛卡儿针对史学非科学的责难而进行的自然科学化，即把历史学做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当然，弗劳德、弗里曼时代，西方史学还未走到“计算机加数理模型”阶段，而是处于“剪刀加浆糊”、“鸽子笼”时期。①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85－87页。②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孙秉莹、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9页。③例如: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张广智主编、易兰著:《西方史学通史》第五卷《近代时期(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④例如:张广智主编、易兰著:《西方史学通史》第五卷《近代时期(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8页。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0页。⑤G．P．Gooch，HistoryandHistoriansintheNineteenthCentury，secondedition，London:Longman，Green，AndCo．，1913，p．334．⑥JamesWestfallThompson，AHistoryofHistoricalWriting，Vol．2，NewYork:theMacmillanCompany，1942，p．294．⑦JamesWestfallThompson，AHistoryofHistoricalWriting，Vol．2，NewYork:theMacmillanCompany，1942，p．307．84

4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浪漫主义史学在欧美不同国家表现形式各异，主要特征也不相同，同样难以给予精准的定义。然而，可以肯定它是人文主义史学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一个特殊形态，其特征可以概括为:偏重历史情节的设置，充满想象和修辞;偏重历史特殊性，包括凸显民族国家、历史人物的个性;偏重历史情感的挖掘和渲染，揭示历史中的感情世界。总体而言，浪漫主义史学的这些特征，与科学主义史学追求史料精准性和历史共性的特征大异其趣。弗里曼、费希尔是牛津大学科学主义史学或者说是向科学主义史学过渡的代表，而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则是法国典型的科学主义史学代表，在某种意义上，两位法国科学主义史学家与两位英国科学主义史学家一道，把弗劳德这位英国浪漫主义史学掀翻在地，并冠之以“弗劳德病”加以嘲讽。当然，这4位史学家角色不同，在污名弗劳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弗里曼是故意的、主动的，规定了“弗劳德病”的内涵;费希尔则是被动的、稀里糊涂做了助力者，提供了具体例证;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发明了概念，以英国人谭英国人，顺水推舟，用英国人制造的内涵和提供的材料，做成一顶污名之帽扣到弗劳德头上，成为最终的行刑人。死去的弗劳德无法抗议，活着的其他浪漫主义学者即使抗争也改变不了既成事实，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同时，英国的其他科学主义史学家却视为理所当然。伯利把《史学导论》译成英文，请鲍威尔(F．YorkPowell)写了篇《致读者》，其中有言:“历史必须做科学的研究，它不是风格的问题，而是确切、丰富、观察和理性的正确性问题”，“历史学必须像做生物学和化学那样以科学的精神进行。”①这位鲍威尔也是一位科学主义史学派的人物，正是他在1894年接替弗劳德做牛津大学的钦定教授，在《致读者》里没有在意“弗劳德病”一词的公正性问题。科学主义已经让他觉得这样对待弗劳德是理所当然，而变得麻木了。“弗劳德病”一词是科学主义史学与浪漫主义史学之争的产物，朗格诺瓦、瑟诺博斯以之标识科学主义史学与人文主义史学的主张不同，显然是前者的主张占了上风。史学史上，史著中史料出问题包括史料不准确，这是任何史学家都避免不了的，也是不可能完全克服的，科学主义史学家丝毫不例外，弗里曼的史学中存在着史料错误的现象，当然毫不奇怪。可是，为什么不用“弗里曼病”或者其他人冠名的“病”，而偏偏用“弗劳德病”来概括这一现象呢?这个贬义词，在某种意义上是科学主义史学家的发明，用一位浪漫主义史学的污名来指代所有史学家的粗心大意所造成错误的这种现象。然而，行文到这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不能画上句号。因为有个现象耐人寻味，那就是弗里曼去世后，斯狄芬斯(W．R．W．Stephens)编《弗里曼的生平与书信》(TheLifeandlettersofE．A．Freeman)，对弗里曼批评弗劳德之事保持沉默。赫伯特(PaulHerbert，)在《弗劳德传》(TheLifeofFroude)中使用的几条材料，可以解释这个现象，而且对于认识弗里曼的另一面相特别有价值，姑且归为两类转述于下。第一，弗里曼私下对弗劳德的评价用词严重不当。弗里曼去世后，其藏书被转至曼彻斯特的欧文学院，藏书中就有弗劳德的《从沃尔什倒台到伊丽莎白去世的英国史》，书中有弗里曼的批语，批语中有“畜生”，“呸”，“我能活到那天吗?把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的心肝给挖出来”，“建议校长把弗劳德安排去碎石、喂猪，或者其它什么事情，就是不要去写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弗劳德确实就是最可恶的写过一部书的坏蛋”，等等。②弗里曼的这些批注，完全超出学术之外，已经不像一位学者的言辞了，足见弗里曼私下对弗劳德厌恶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这正好说明为什么斯狄芬①F．YorkPowel，l“TotheReaders”，Ch．V．Langlois，Ch．Seignobos，IntroductiontotheStudyofHistory，tran．，byG．G．Berry，London:DuckworthandCo．，1898，pp．ⅵ－ⅶ．②PaulHerbert，TheLifeofFroude，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1905，pp．152－153．85

5“弗劳德病”:科学主义史学的理性缺失斯对两人之间的争执不置一词了，因为一旦涉及则不可避免地展现弗里曼的这种非学术、不理性;同时也说明今天不能仅仅从学术分歧的角度，而是从多角度去认识弗里曼对弗劳德的批评了。弗里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概而言之，这里还有复杂的社会因素。关于社会因素影响弗劳德史学声誉的问题，古奇作过分析。他指出，弗劳德对亨利八世极尽歌颂之能事，无论是解散教会，还是处死托马斯·摩尔等人，以及个人私生活等方面，弗劳德都给予全面辩护和完全肯定;相反，对伊丽莎白女王却没说多少好话，对苏格兰玛丽女王也多有微词，对爱尔兰民族持蔑视态度，这些是学界包括弗里曼在内批评他的重要原因。①关于弗里曼不满弗劳德，汤普森也发现其中的社会因素，他指出:弗劳德是强烈的帝国主义者和统一派;而弗里曼是自由主义者，爱尔兰自治的热烈支持者，反对英格兰的大国主义，自然就以为弗劳德在替专制主义辩护。②两位史学史家的解释非常有道理，确有事实依据，恕不赘述。弗劳德被弗里曼批评得忍无可忍，就向《星期六评论》编辑部提出请求，希望组织专家对其著作进行核查，审查其中的错误是否像弗里曼所说的那么严重，从而还自己一个清白。但是，弗劳德的这一请求被编辑部拒绝了，根本原因就是这家刊物崇尚自由主义，与弗劳德推崇专制主义格格不入，具体可参见赫伯特《弗劳德传》。同时，在信仰方面，弗里曼属于高教会派(HighChurch)，主张恢复天主教的诸多传统，而弗劳德却极力推崇宗教改革，这也是弗里曼揪住弗劳德不放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恐怕还有纯属弗里曼个性、私德因素，这就是赫伯特《弗劳德传》提供的第二类材料。第二，弗里曼想博得关于十六世纪英国史的声望。1857年4月27日，弗里曼给挚友胡克(DeanHook)写信说:“你知道的，我对16世纪是外行。我打算通过没完没了地痛打弗劳德，获得世人的信任，因为别人以为我了解那些时期比我实际了解的要多。”③在批评弗劳德之后，他又给胡克写信:“我发现我有声望了，有人以为我了解16世纪，实际上我完全无知。”④就此事而言，他对于挚友坦诚之至，但是对于弗劳德却用心不良。反过来说，弗劳德熟悉16世纪的英国史，学界反响大，似乎抢了同样研究英国史的弗里曼的风头，所以弗里曼才“痛打弗劳德”，将其名声弄臭，同时自己作为弗劳德的批评者自然就获得了声望。想博得学术声望，是每位学者的自然理想，完全合乎情理，可是弗里曼使用的手段未免有失道义。总之，弗里曼表面上以弗劳德史著“不确实”为由猛烈抨击弗劳德，从学术理念上代表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主张;实际上又代表了学术观念之外的与弗劳德政见、宗教观念不同的人们发声;另外多少还体现了他想扳倒潜在的学术对手，而把优秀的同行弄得臭名昭著的个人愿景。三、“弗劳德病”体现科学主义派的非科学精神无论是弗里曼还是费希尔，他们批判弗劳德，既有弗劳德难辞其咎之份，又有对他的误批错判之处。关于这一方面，西方学者早就提供了一些感性材料，使得今天能够顺理成章地理解这个问题。古奇在《19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中提供材料表明，弗劳德关于克伦威尔早年生活的叙述几乎没有一句不是错的;在弗劳德编辑的《卡莱尔回忆录》本子里，诺顿(CharlesEliotNorton)在前5页中就发现有130处错误。⑤汤普森也指出，弗劳德不仅在校对时，而且在抄写资料时，都表现为①G．P．Gooch，HistoryandHistoriansintheNineteenthCentury，secondedition，London:Longman，Green，AndCo．，1913，pp．332－339．②JamesWestfallThompson，AHistoryofHistoricalWriting，Vol．2，NewYork:theMacmillanCompany，1942，p．316．③FromTheLifeofFroudebyPaulHerbert，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1905，p．151．④FromTheLifeofFroudebyPaulHerbert，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1905，p．151．⑤G．P．Gooch，HistoryandHistoriansintheNineteenthCentury，secondedition，London:Longman，Green，AndCo．，1913，p．337．86

6史学史研究2023年第1期疏忽大意，甚至对文字中逗号的倒置都毫不在意。①例如，弗劳德书中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例子，是1864年1月30日弗里曼在《星期六评论》上指出的。法国的一个省的名字为吉耶纳(Guienne)，可是弗劳德把它跟一个小镇的名字吉斯尼(Guisnes)混淆了。②从这些事实上看，弗劳德难辞其咎，在这方面受到指责，毫不冤枉。还有，在知识背景和道德问题上，弗里曼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一点，古奇在《19世纪历史学和历史学家》曾经指出过，多少有点为弗里曼辩护嫌疑的赫伯特在《弗劳德传》中也承认过。赫伯特说:“我想，弗劳德《英国史》中有两个污点，弗里曼算是击中了，一个是知识上的，另一个是道德上的。”③赫伯特所谓“知识上的”是指包括弗劳德对亨利八世时期司法方面知识的缺乏在内，其所谓“道德上的”系指包括他对伊丽莎白行为的评判在内，这两点都包涵在弗里曼批评的范围内，看来弗里曼没有诬枉弗劳德。古奇评论弗里曼说:“他指责弗劳德无视亨利八世的残暴，这一点是正确的。他抱怨弗劳德忽视了考察王室与议会、朝廷的关系，也是公正的。他提醒人们注意校对上的疏忽和细节差错，没有超出权利范围。”④这样看来，弗里曼所指出的弗劳德历史著作问题的种类大体上是得到学术史家认可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弗里曼和费希尔也有批评错了的地方。费希尔认为弗劳德关于南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的叙述有误，这就是错误的，下文论朗格诺瓦、色诺博斯未加考证就采纳费希尔之说，将作具体说明。至于弗里曼的错误批评，赫伯特在《弗劳德传》中就提供一个典型例子。1870年2月5日，弗里曼在《星期六评论》上发表文章，说弗劳德述及西班牙无敌舰队(theArmada)错误地把皇家方舟(theArkRoyal)写成雷利方舟(theArkRaleigh)。其实，“雷利方舟”意思就是“雷利的船”，以船员的名字“雷利”来命名，这是弗劳德从手稿里发现而用在自己的著作里的。看来是弗里曼不了解这一情况，说弗劳德错了，恰好相反是他自己弄错了。⑤弗里曼和费希尔的错误性质与弗劳德无异，可是弗劳德是被批评者而前两者则是批评者，从道义上说不公平，从学术上说不科学。尤其是，弗里曼把弗劳德的具体错误加以概括，作出一般性的结论，说弗劳德的著作没有说出真相，可谓以偏概全、有点夸大其词了。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在《史学导论》中煞有介事地长篇大论什么是史料、如何搜集史料、如何考证史料，特别是如何鉴定原始史料、如何校勘、如何辨伪，来不得半点疏忽和差池，这阵势弄得史学俨然与自然科学无异。可实际上，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在弗劳德问题上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在没对费希尔批评弗劳德之词做出鉴定之前，就贸然吸纳其错误的举例，这本身是违背科学精神的。对于费希尔的观点和材料片面选择，舍去对自己观点不利的说法，节取有利的材料，这同样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费希尔发表在《双周论坛》上的《近代史学家及其方法》，认为弗劳德《海洋之国即或英国及其殖民地》述澳大利亚南部小城阿德莱德有误。弗劳德述其所见为:阿德莱德建在平原上，小河从旁边流过，有150000人口，人们宁静无欲，无片刻纷扰。费希尔指出，小城建在山岭高地，无河流经过，人口不过75000人，弗劳德游历之时正赶上当地发生饥馑，因此阿德莱德根本就不是弗劳德所描述的那样。可是，朗、瑟二氏未考订弗劳德、费希尔两人不同说法孰是孰非，就直接采纳费希尔的说法。对此，后人批评道:“事实上，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导致对于中伤性错误的重复。朗格诺瓦依据1894年H．A．L．费希尔的一篇论文，将其纠正‘弗劳德病’基于弗劳德描述南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的一句话里。批评反驳了这句话的4点说法;但是，关于前两点弗劳德绝对正确而费希尔①JamesWestfallThompson，AHistoryofHistoricalWriting，Vol．2，NewYork:theMacmillanCompany，1942，p．306．②FromTheLifeofFroudebyPaulHerbert，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1905，p．153．．③PaulHerbert，TheLifeofFroude，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1905，pp．161－162．④PaulHerbert，TheLifeofFroude，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1905，pp．160－161．⑤FromTheLifeofFroudebyPaulHerbert，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1905，p．161．87

7“弗劳德病”:科学主义史学的理性缺失绝对错误，关于第三点弗劳德比批评者更接近正确，至于第四点，两人都错了。这个事实很奇怪，过去五十六年里竟然所有关于方法的著作，其历史学方法都没有最大限度地去纠正对一个人的不公正，而这个人的不确切总体上足以使得如此夸张性的批评是不必要的。”①还有，前面已述，费希尔并没有完全否定弗劳德，相反充分肯定了弗劳德的学术贡献和地位，可是朗、瑟二氏仅使用“一位很有天赋的作家”一语带过，②没有忠实地引用费希尔的言论，这也不像是科学主义史学家自我标榜那样的著述风格;更为严重的是，对待史学的评判标准是双重的，他人史料有错误可以原谅，弗劳德使用史料出错就要付出污名“弗劳德病”的代价。关于这些科学主义史学派人物的不当做法，后人已经提出批评。除去赫伯特《弗劳德传》之外，还有其他学者发出不平之声，有论者说:“弗劳德及其著作一直受到诽谤。这些不恰当的控告，被再三重复，没有受到可能更了解情况者的验证。”③还有论者道:弗劳德“并非自己比较好斗，只是他不幸受到不分青红皂白和毫无原则的伤害”。④看来，在19世纪末倡导科学主义史学的一些人，尤其是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在其鼓噪科学主义的理论著作《史学导论》中，对一些历史事实的处理并未完全践行科学的精神。本来弗劳德按照自己的兴趣，写16世纪英国史，涉及这时期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诸如英王亨利八世、伊丽莎白，苏格兰玛丽女王，又涉及英格拉与爱尔兰之间的民族关系、宗教改革和反改革等敏感问题;其专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过度赞扬宗教改革的思想倾向，自然成为奉行自由主义和主张回归基督教传统的弗里曼无休止批判的对象。加之，弗劳德风头十足可是治学严谨程度不够，引起弗里曼以“不确切”、“不诚实”为由，奋起“痛打弗劳德”。弗劳德去世后，费希尔本来想以第三方的身份把弗里曼和弗劳德争执的公案做个裁断，不料其指摘弗劳德关于阿德莱德的“错误”记述的文字，成为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史学导论》批评治学粗心大意的典型案例，并总结出“弗劳德病”这一术语。随着《史学导论》在各国的翻译与流传，“弗劳德病”也变得世人皆知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自许为科学主义史学的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在这个问题上，却违背了科学精神。科学主义史学家的主张与其实践未必一致，值得怀疑。弗劳德史著中的问题，是史学家中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只不过有数量和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可却由弗劳德来冠名，这对他是极其不幸和不公的事情。总之，弗劳德史著中的知识不足、史料错误和道德尺度被批判，那是其应受之份;但被冠名于一种史学的粗心大意为“弗劳德病”，则实属过分，体现了科学主义史学的理性缺失。(下转第98页)①FredA．Shannon’sreviewof”SocialScienceResearchMethods”byWilsonGee，TheMississippiValleyHistoricalReview，Vol．37，No．3，Dec．，1950，p．568．②Ch．V．Langlois，Ch．Seignobos，IntroductiontotheStudyofHistory，translatedbyG．G．Berry，NewYork:Duckworth＆Co．，ie1898，p．125．Char．V．Langlois，Char．Seignobos，Introductionauxétudeshistoriques，librairieHachetteEtC，1898，p．101．③AndrewFish，“TheReputationofJamesAnthonyFroude”，PacificHistoricalReview，Vol．1，No．2，Jun．，1932，p．192．④AndrewFish，“TheReputationofJamesAnthonyFroude”，PacificHistoricalReview，Vol．1，No．2，Jun．，1932，p．179．88

8海登·怀特的“中间语态”理论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启发并不意味着其作为求知探索形式的基本设定也要遭到质疑。HaydenWhite’s“MiddleVoice”andItsInspirationforHistoricalWritingLiGen＆ZhouGonggu［Abstract］In1990，Whiteproposedthathistoricalwritingshouldlearnfromthestyleofmodernistliteratureanduseaself-deconstructedmiddlevoice．Inthiswayofwriting，theauthorwouldnotonlytellthehistory，butalsotaketheprocessofthehistoricalwritingastheobjectofnarration，thatis，thestateof“theauthorisinthewriting”．Whitebelievedthatthistypeofwritingwasespeciallysuitableforthewritingofhistoricaleventsaboutwhichthehistoricaldatawerecontradictoryandthetruthwasdifficulttolearn．Writinghistoryinadeconstructingmiddlevoicewillweakentheauthor’sauthorityofcontrollingnarrativeandthecoherenceofthenarrativeline，meanwhile，therelationshipofpastandpresentappearsasaninteractiveeffectofmeaning．White’ssuggestiononmiddlevoicehasitspresuppositionofrelativism，butitsexpressionofcomplexhistoricaleventscanbereferenceforcontemporaryhistoricalthwriting．Itissuitableforthenewtrendsincethe20century，suchastheenormousamountandaudio-visualizationofhistoricaldata．Inaddition，itsuitableforreaders’desireforunderstandingofthecomplexhistory．［Keywords］HaydenWhitemodernismmiddlevoicehistoricalwriting(责任编辑董立河刘林海)(上接第88页)“Froude’sDisease”:ReasonDeficiencyinScientisticHistoriographyLiYong［Abstract］CharlesVictorLangloisandCharlesSeignobosadvancedtheterminology“Froude’sDisease”i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History，accordingtotheviewputforwardbyEdwardAugustusFreemanandthematericalssuppliedbyHerbertA．L．Fisher．Theterminologyhadbeenknownaroundtheworldwiththebookbeingtranslatedintootherlanguages．Superficially，FreemanbelabouredFroude’s“Chronicinaccuracy”becauseofhisscientisminhistoricalstudy，infactbecauseofdifferentpoliticalandreligiousviewsfromFroude，andalsowantingtohitdownhisopponentinscholarship．Freeman’scriticismisone-sided，andCharlesVictorLanglois，CharlesSeignobosusedFishersupplyingmatericalsonFroudewithoutsurveyingit，meanwhilegaveupsomeofFisher’swordsthatwasadversetothemselves，whichisantitheticaltoscientism．［Keywords］“Froude’sDisease”EdwardAugustusFreemanIntroductiontotheStudyofHistoryromanticismscientism(责任编辑董立河刘林海)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