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亚五国现代名人传记出版的主体间性探析_黄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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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No.12023年1月JournalofJilinNormal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ScienceEdition）Jan.2023doi：10.3969/j.issn.2096-2991.2023.01.014“一带一路”中亚五国现代名人传记出版的主体间性探析黄晓琴陈林炯（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文化交流顺利开展，但比起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交流，文化合作处于起步阶段。在国际传播的实践中经常出现主体模糊、客体缺席等问题，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推行西方主体性范式而导致话语霸权桎梏与文化认同缺失。“主体间性”强调本国传播者与跨国受众主体性的并存，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平等对话，有助于实现国际传播中不同文化的相遇、关联、交换与认同。传记具有较强的文本可读性与文化承载力，传播者在传记创作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主体间性”，发掘两国文化可能存在的意义共享空间。“一带一路”中亚五国现代名人传记的出版和研究，凸显了主体间性在国际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关键词]中亚五国；一带一路；名人传记；主体间性；文化传播[中图分类号]G239.26；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991（2023）01-0111-09①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苏联解体便开始被动独立，之前依靠苏联形成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用，因此如何恢复国内经济，如何发展投资贸易等问题，成为中亚五国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长期以来对于发展重点的偏向设置，导致中亚五国面临文化资源丰富、知识生产与表达能力却相对匮乏的窘境，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倡导西方主体性范式，导致中亚五国在权力失衡下的“文化逆差”及其在国际传播中处于失声失语的弱势客体地位。一、国际传播中的主体间性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是“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1]5的传播”。20世纪70年代以前，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传播的信息发送者大力推行“民族主义范式”（nationalistparadigms），此时的“跨国受众”（transnationalaudience）只是宣传对象，故而受众研究也集[2]65中于考察受众的媒介选择和使用、意见和态度等外在行为。在这一阶段媒介行为主要是为政治宣［收稿日期］2022-11-0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322)［作者简介］黄晓琴（1966-），女，浙江丽水人，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传播；陈林炯（1999-），女，浙江温州人，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传播。-111-

1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传服务，目的在于研究受众来改进和强化传播效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主要冲突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和文化领域，跨国受众也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消费者。卫星设备、有线电视、数字通讯等技术使人们对于信息特别是国际信息的需求逐渐增长，同时对信息的选择与辨别能力也不[3]断提高，受众研究由此才真正开始从宣传走向传播。著名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在《如何解读唐老鸭：迪斯尼卡通片中的帝国主义》一书中，从文化帝国主义角度思考传播世界化和文化多元化，他认为一张新的且并不平等的世界地图在全球化过程中[4]逐渐显露出来，传播正以一种工业化的方式渗透进人们的生活。此时的国际传播实为西方国家在文化地理空间与社会现代性方面的拓展，隐含了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出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侵[5]46-59略与剥削。但是，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网络媒体平台的兴起，国际传播中跨国受众对外来文化产品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全盘接受不加思考的被动局面。跨国受众作为独立的个体，深受本国文化的长期浸润与影响，在选择、接受、解读外来文化上具有完全的主观能动性。电视剧作为施行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大工具，高度渗透着原产国的价值理念。贝玲达·弗洛雷斯曾对菲律宾妇女收看韩剧的情况进行分析。韩剧中所呈现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确会被部分观众接受，但大多数人都能理性思考并呈现出对抗式或协商式解读，甚至有年轻女性通过看剧开始思考现实生活中妇女受男权[6]压迫而地位低下的问题。在中国，学者陈阳进行了中国青年主动收看美剧情况的相关研究，并归[7]纳总结出中国青年面对西方文化时的民族主义框架。这些研究都强调受众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主动的受众”也逐渐被发现。技术日新月异，国际传播越来越成为多样文化内容、多元文化主体的混杂性文化传播实践活动。传播尤其是国际传播不再是单向传递文化的一种手段，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也不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基于文化差异的具有主体性的多个个体的对话、交往、互动。在此过程中，国际传播不仅瓦解了物理空间，也破除了维系过往被建构起来的国家民族文化认同的迷思，让受众通过对外来文化的接触与感知产生多样的认同参考框架。然而，目前学术界有关国际传播的研究探讨多集中于国家叙事与修辞、国家话语权争夺等领[8]1-12域，较少关注到受众主体性与传播内容中蕴含的可能与他国共享的意义空间。实际上，国际传[9]播不仅关乎权利关系，也关乎传受双方之间的主体性认同和知识生产、创新与实践的能力。强调对人的发现，承认“主体间性”，将对提升国际传播的效率有极大帮助。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指在对话交往过程中一个主体与完全作为主体的另一个主体相互[10]作用，并承认自我主体性与对象主体性的并存。在传统媒体时代，传播者和受众即主体和客体之间泾渭分明，缺乏交流互动的可能和渠道。但在新媒体时代下的国际传播中，新的渠道和平台为传受关系的重构提供了诸多可能性，特别是网络媒体的低门槛、高产出、多主体的特性，使得传受双方都享有了相较以往更强的主动性与自由度。从前以政府为主体、大众传媒为渠道的国际传播，进一步发展成以互联网平台为枢纽、网络用户为目标、UGC（用户生产内容）为传播内容的网络国际传播。此时信息环境跨越了意识形态的边界，并且由于UGC的传播交织着个体的价值取向与个性偏好，以[11]往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国际信息逐渐被基于用户喜好的信息所淹没与覆盖。[12]国际传播的本质在于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后的同构和濡化。在国际传播中，国家话语的生产与[13]表达在本质上寻求的是来自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的认同与肯定。想要摆脱长期以来在国际传播中西方国家的“独唱”局面，推动形成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卡拉OK”的理想化场景，摆脱僭越的主体性且注重对话双方的主体间性才是传播思想大趋势，由此传播主客体之间[14]也逐渐从主、被动关系转变为相互平等、互为主体的关系。如此看来，要将跨国受众从传统国际传播中的客体地位中解放出来，需要认识到传播过程的“主体间性”，把传播过程放置于一个更广阔多-112-

2黄晓琴等“一带一路”中亚五国现代名人传记出版的主体间性探析元对话的语境中。二、传记作为“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内容的理论可能性传记（lifewriting）是关于人文历史的书写，传记作品中不乏不朽的经典。文学和文化的文本形式本就多样，但是大都随着时代变迁而此消彼长，只有传记始终伴随着历史演进生生不息。到了21世纪，传记更是超过曾经盛极一时的小说，成为文化文本中的最大类别。他传、自传、日记、游记、书信等传统传记类型继续繁荣，此外又产生了新兴的口述历史、群体传记等形式。如今，传记更是突破文字形式，与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相结合，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全新空间，读者与观众群体也日益庞大。到目前为止，我国与中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形式通常是举办艺术展或互派艺术团，有关学术方面的交流还不深入，更无法适应网络媒体时代对于地缘政治、数字平台和文化内容相耦合的现实要求。中亚五国现代名人传记的研究和出版是开拓“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新思路的表现。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艾尔库·尔奥斯莫诺夫（AlykulOsmonov）的作品大多描绘了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把民众的口头小调叙述转化为书面文学。他还将许多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吉尔吉斯斯坦语，为本国人民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大门。人们为了纪念他特地为其建造了雕像，并安放在共和国首都的地标性建筑物比什凯克（Bishkek）国家图书馆前。钦吉斯·艾特玛托夫（ChinghizAitma⁃tov）是吉尔吉斯斯坦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查密莉雅》《一日长于百年》《白轮船》等被译成50多种文字出版，传播至世界各地。同时，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外交官，曾任俄罗斯驻卢森堡大使、吉尔吉斯斯坦驻比利时大使兼驻欧洲共同体和北约代表。2008年6月10日，当他去世的噩耗传来，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坦当即宣布6月14日为“国悼日”，以纪念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传记是人的历史，已经逝去的人物在文本中复活，过往的生平经历得以复现，读者通过阅读感受别人的人生起伏而产生自己独特的感受。研读传记将打破时空的界线，在传记家、读者和传主之间[15]展开对话，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情和关怀。罗曼·罗兰选择为贝多芬作传，因为他认为传主贝多芬是“教导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这正是传记的教育意义与传承价值。每一个国家历史上都曾出现辉煌的文学巨擘，他们的作品内涵丰富，影响力甚至超越国界。因此，了解这样的人物，感知他国的精神文明，对民众来说意义重大。此前关于“一带一路”中亚五国名人传记的传主资料如下（见表1）。表1“一带一路”中亚五国现代名人传记传主概览国别姓名职业阿拜·胡那巴依哈萨克斯坦思想家、哲学家、诗人AbBayhunabai阿尔蒂奈·阿斯里穆拉托娃芭蕾舞演员Altinaasrimulatova阿兰·布里巴耶夫指挥家Alanburbayev丹尼斯·丁花样滑冰运动员DennisDing根纳季·根纳季耶维奇·戈洛夫拳击选手GennadyGennadyevichGolovkin-113-

3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续表1“一带一路”中亚五国现代名人传记传主概览国别姓名职业拉希德·努格曼诺夫导演Rashidnugmanov马拉特·比辛加列夫小提琴家Malatbisingalev木拉提·纳斯洛夫歌手Mulatinaslov卡加利·马卡塔耶夫诗人Kagalimakataev涅玛特·凯勒穆别托夫作家、语言学家Niematkalmubetov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吉尔吉斯斯坦作家、外交家ChinghizAitmatov阿雷库尔·奥斯莫诺夫诗人Alekurosmonov托戈洛克·莫尔多诗人TogolokMoldo托克托古尔·萨特尔干诺夫诗人ToktogulSatylganov萨亚克巴伊·卡拉拉耶夫诗人SayakbaiKaralaev苏伊曼库尔·乔克莫洛演员SuimonkulChokmorov阿布迪拉斯·马尔蒂巴耶夫作曲家、歌唱家、演员、教师AbdylasMaldybaev布布萨拉·比舍纳里耶娃芭蕾舞演员BubusaraBeishenalieva卡西姆·提尼斯塔诺夫诗人、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科KasymTynystanov学家阿勒·托霍姆巴耶夫诗人、小说家、作曲家AalyTokombaev阿伯尔卡西姆·拉胡蒂塔吉克斯坦诗人、政治活动家AbolqasemLahouti蒂穆尔·祖尔菲卡洛夫诗人、小说家、剧作家TimurZulfikarov米尔佐·图尔松扎德诗人MirzoTursunzoda穆罕默德·赛义迪诺维奇·阿西莫夫物理学家MuhammadSaifiddinovichAsimov娜莉·金体操运动员NellieKim齐约杜洛·沙希迪音乐家ZiyodulloShahidi萨德里丁·艾尼文学家SadriddinAyni苏赫罗布·库尔巴诺夫画家SukhrobKurbanov-114-

4黄晓琴等“一带一路”中亚五国现代名人传记出版的主体间性探析续表1“一带一路”中亚五国现代名人传记传主概览国别姓名职业塔希尔·萨比罗夫导演、演员、编剧TakhirSabirov肖斯塔·穆洛霍诺娃歌唱家ShoistaMullojonova贝尔迪·凯尔巴巴耶土库曼斯坦作家BerdyKerbabayev杜迪·拜拉莫夫画家DurdyBayramov伊扎特·纳扎罗维奇·克里夫画家IzzatNazarovichKlychev努雷·哈马梅多夫作曲家NuryHamamedov杰伦·库班克利切娃作曲家JerenKurbanklycheva霍扎库里·纳尔利耶夫导演Khozakurinarlyev巴巴·安纳诺夫演员、导演、小说家BabaAnnanov玛雅·库里耶娃歌唱家MayaKuliyeva阿加让·巴巴耶夫科学家AgajanBabayev哈米德·伊斯麦洛夫乌兹别克斯坦小说家、记者HamidIsmailov埃尔金·沃希多夫诗人ErkinVohidov哈姆扎·哈基姆扎德·尼亚诗人、作曲家、剧作家、政治活HamzaHakimzadeNiyazi动家奥克萨娜·丘索维金娜体操运动员OksanaChusovitina阿里·哈姆拉耶夫导演AliHamraev托希尔·马利克小说家TohirMalik塔玛拉·哈诺姆舞蹈家TamaraKhanum默罕默德·阿里·阿赫梅多夫诗人、作家、学者MuhammadAliAhmedov阿卜杜拉·柯迪里诗人、小说家、翻译家AbdullaQodiriy阿卜杜拉·卡哈尔诗人、小说家、翻译家、剧作家AbdullaKahhor交流是双向的，我们不仅要让合作国家看到我国的文化风采，也应主动去了解他国文化、历史、习俗等方面的知识，以达到互相了解、深入交流的目的。但是目前关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内容-115-

5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在网络媒体平台上的阐释并不详细，特别是对于中亚五国文学巨擘的介绍也仅仅停留在简要的作品信息、获奖纪录等方面，这显然不能引起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三、主体间性研究在传记文化传播中的现实必要性传记是世界范围内古老而普遍的文类，至今仍是最重要的文类之一。人文学科的核心是人的问题，以人为核心的“传记”汇聚了人文学科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传记首先是特定人物的生平，在尊重人物性格和经历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创作，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传记作为文学作品，运用写人叙[16]事的修辞手法，具备表现上的艺术性与文学上的可读性。因此传记既是社会的，也是历史的；既是文学的，也是史学的。传记不是既往事实的简单再现，亦非全然虚构，它是一种实在的建构，超越个体生命而关联群体和制度，体现了人们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回顾过往时的意义塑造。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本地作家写本地人似乎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这也是在传记书写中老生常谈的地域性问题。作传者与传主同属一地，更易于把握当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外部条件。同时，借助地理优势，也更易于了解传主的家族背景、成长经历，其真实性和可信度也由此大大提升。地域上的相邻还会表现为作传者与传主之间的相亲，有利于作传者走进传主的内心世界，用心灵去感受另一个心灵，用文字去展现另一个灵魂。传记的文化传播也与传记写作有着相同的逻辑，在共享同一套文化系统的地域范围内传播则效果最佳。随着跨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想要进行信息传递与情感交流就需要合适的传播内容与文化载体。以传记为内容的跨文化传播显然更能展现传播主体国家的人文魅力，对于他国受众的个人成长与文学熏陶都具有正面影响。在阅读中，读者关注并思考自我与他人、过去与现在、事实与虚构的相互勾连。正因如此，传记翻译策略、传记市场、传记功能等一系列传记研究随之兴起。然而，如何撰写出既尊重传主又易于受众理解的传记作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是作传者与传记研究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为此，从前作传者在写作中一贯处于主导地位的局面被打破，作传者、翻译家、阅读平台、出版机构越来越重视受众的接受程度与阅读反馈，由此改变最初的写作模式或者售卖方式，原先在传播链条中位于传播客体位置的他国受众也日益获得了与传播主体同等的主体地位。追根溯源，传记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人”，考虑并注重主体性体现着以人为本思想，而主体性发展的内在诉求就是通向主体间性。主体间性的发现与提出意味着关注受众，同时认识到传播客体也具有主体性，且与传播主体一贯展示出的主体性同样重要。这一突破在理论上是由主客对立的主体性哲学向关注主客关系依存的交互主体哲学迈进，如今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也展现出其现实必要性，传记已经成为主体间性发展的丰厚土壤与主体间性研究的优质对象。四、传记作为“一带一路”文化传播内容的主体间性表达内容是国际传播能否产生实效的决定性因素。传播内容的生产受多方面影响，影响因素包括传受双方的认知水平、价值取向和双多边关系等。但国际传播客体又不同于一般的大众传播客体，受跨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国际传播的内容比国内传播更难找到共通的价值取向，从而难以形成标准[17]的传播范式。传播主体应该通过对“感性材料”与“软性材料”的广泛收集、合理分类与科学重组，去激活能触发受众认知的重合地带，使得国家文明与话语传播以一种潜在且温和的形式流布于民众日常生活的传播实践中，成为被赋予客观意义的人民认知国家形象的重要参照。这里的“感性材料”与“软性材料”并非高高在上的宏大叙事与精英论调，而是指国家文明与话语通过符号、文本、媒介的-116-

6黄晓琴等“一带一路”中亚五国现代名人传记出版的主体间性探析再生产形成的传播内容，包含着对国家形象的想象与文化情感的映射。高效的国家话语传播往往能够有效地发掘本国和目标受众国的知识重合区间，或者将本国的文化产品建构为具有共享价值的知[18]识话语，进而为传受双方的理解共识打下基础，弥散于日常的文化交流与国民叙事。主体间性是人际交往中人的自我意识和语言以及文化文本中的存在特性。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作家主体的中心地位是无可撼动的。电子媒介改变了社会交际行为的时空参数，网络媒体发展使个人的表达欲望更为强烈，对自我中心的表现已经内在地包含了交往中的主体间性。互联网的平等交互和自由共享的特性，使得国际传播的主体性天然地走向主体间性。读者在阅读传记时不带有指令性与被迫性，且传记内容与真实人物和现实社会发生着广泛的联系，因此传记是国际传播中的良好传播材料。而网络媒体平台又实现了传播者与受众的双向互动，受众可以选择是否阅读以及在阅读后及时进行反馈，这也助推了国际传播场域“众声喧哗”局面的形成。基于现有的关于“一带一路”中亚五国名人传记研究成果，可知发表出版的内容具有四大属性，分别是服务性、接近性、知识性、趣味性，由此体现并验证了“主体间性”。（一）服务性服务性指信息能够填补受众在某一方面的知识空白，大至国家宏观的政策与法规，小到个体生活的常识与情感。塔吉克斯坦著名画家苏赫罗布·库尔巴诺夫（SukhrobKurbanov）曾多次来到中国，他的作品中时常会出现中国元素，如孔子、庙宇、杏林、水乡民居、龙图腾等。他表示中国之行以及中国人民待其真诚友好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为中塔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贡献。2014年，库尔巴诺夫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接受了人民网“行走新丝路”报道组的采访。中国记者团将中国著名画家古棕教授的画作《塔什库尔干的白云》转赠予他，作为回赠，库尔巴诺夫也请中国记者将他的画作《繁花》赠予古教授。由此我们能够感知沿线国家友人的真情实意，包括他们对中国的热爱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二）接近性接近性指信息在地理上或心理上与受众的距离。凸显接近性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点明内容与受众密切相关，另一种是依据受众情况来进行传播内容创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中有无数人物和故事值得整理撰写。无论是中国和沿线国家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还是中国人民与沿线国家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又或者是国家倡议下普通民众相亲相爱的温馨故事等，都启迪着新时代国际传播内容的撰写。国际传播内容可以帮助中国人民熟悉和了解沿线国家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这也体现了出版机构与阅读平台的责任担当。《丝路情缘》这部小说作为成功走向“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的作品范例，讲述了哈萨克斯坦少女雅诗尔与西安青年郑能亮的爱情故事，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风土人情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也因此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喜爱。（三）知识性知识性指网络媒体平台具有传播知识、满足受众求知需求的社会功能，传播内容的创作可以直接与科学文化知识相关，也可以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运用相关的知识性背景材料。在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的文化就是知识性内容的创作源头。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Berdimu⁃hamedov）倡议的“复兴古丝绸之路”同“一带一路”高度契合。他认为构建民族认同核心方式就是书写与本民族文化有关的作品。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版40多部著作，主题涉及土库曼民族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在《巴赫希——人民幸福的先声》《土库曼斯坦民族艺术》《土库曼民族的[19]精神世界》等。这些作品中不仅有民族历史沉淀的再现，也有民族创新文化内涵的表露，更饱含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对于本民族的热爱与拥趸。（四）娱乐性娱乐性就是指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并丰富其情感世界，这些内容具有较强的文娱性与审美性。-117-

7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如今，除了出于社会交往的实际需要，知识获取、情感沟通、美学享受都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助推力。这对传受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审美要求，受众对传播内容产生审美感知和体验，愉悦身心的同时也提高了文学素养。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ChinghizAitmatov）最负盛名的作品是《查密莉雅》，讲述了查密莉雅与当地一位瘸腿的年轻战士丹尼亚尔（Daniyar）之间的爱情故事，而查密莉雅的丈夫萨达克（Sadyk）此时正在二战中作为苏联士兵在前线奋战。这本书因其文本可读性与文学性被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小说家兼编辑路易斯·阿拉贡（LouisAragon）称为“世界上最美的[20]爱情故事”。五、结语[21]国际传播的最高境界是在跨越国家和地区物理性边界后再跨越文化边界。尤其是各大网络媒体平台兴起，为多元文化交流沟通提供了优质载体。传播渠道不断更新换代，传播内容也要逐步优化升级，从而在实践上更有效地提升国际传播的能力与效力。社会交流得以进行，本质上就隐含[22]7着认知与承认，通过认知识别双方的风格并予以肯定，从而进行象征性交换。国际传播顺利开展的逻辑也与此相同。虽然当前的交流环境因为各种权力矢量叠加而日趋复杂，但当我们与交流对象有着重合的知识储备与价值观念时，因为不确定性而产生的认知焦虑也会相应缓解。因此，为实现更高效、广泛的跨文化对话，传受双方的文化主体性需要被发现、理解、认可，由此共同构筑公共性、可交流的内容体系。此外，也应当重视不同文化语境、不同语言符号体系下的固定表达及其内容翻译，尽量减少因翻译不当造成的理解和诠释偏差。国际传播的核心内容就是不同国家的文化。文化既是人类相连相通的基础，也是民族相异相别的原因。文化差异使国际传播具有了存在的意义，也为各国交流合作提供了可能。无论是中国还是中亚五国，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段文明的衰落期或者停滞期，导致国际传播与文化传播一度处于失语状态。中国和中亚五国作为拥有深厚历史和悠久文明的主体，在构建共同体的过程中首要的就是对他国文化的承认与理解。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国际传播中的关系不是“主”与“客”的关系，而是主体间交往的伙伴关系与共生共存的关系。“主体间性”既肯定了“自我”的主体性，又肯定了“他我”的主体性，为中国和中亚五国的国际传播与合作实践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传受双方各自作为文化主体，其文明独立性和文化独特性需要被充分尊重，努力探寻共同的意见交集与价值追求，达成彼此的平等对话，实现同一性与多样性交融。在将来的国际传播中，我们也要不断寻求与各国发展理念交汇的最大公约数，加强国家主体间的交互和理解。[参考文献][1]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M].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刘继南，史利.国际传播受众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3]罗雯.论跨文化传播的主体间性与文本间性及话语层面[J].国际新闻界，2006（10）：34-38.[4]阿芒·马特拉.传播全球化思想的由来[J].陈卫星，译.国际新闻界，2000（4）：11-14.[5]泰瑞克·萨布里，叶晓华.摩洛哥人放弃“古斯古斯”转向卫星电视：环球电视，感知与文化移植[M]//罗以澄.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年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6]BELINDAFLORESESPIRITU.TransnationalAudienceReceptionasaTheaterofStruggle：YoungFilipinoWomen’sRe⁃ceptionofKoreanTelevisionDramas[J].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2011（4）：158-165.[7]陈阳“.主动的受众”之再思考：美剧与当代中国青年的国族意识[J].国际新闻界，2015（6）：6-2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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